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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论坛当中，李卫东也算是给相关部门和很多企业家提了个醒，让他们别太相信什么全球供应链，至于他们是否愿意相信，会不会做出应对，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企业论坛结束后，李卫东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清华大学。
办公室内，庄教授拿着一份技术目录，在上面标记着。
片刻后，庄教授将技术目录还给了李卫东，同时开口说道：“李董事长，这些打对号的项目，是我们目前可以帮你解决的；这些打圆圈的，是可以通过研发，帮你们解决的；
这些打问号的，是通过研发以后，有可能帮你们解决的，这个不是百分百；只有打叉号的，我这边真的是无能为力，至少近几年是无法取得技术突破的。”
李卫东接过技术目录，望着上面一大片的叉号和问号，苦涩的笑了笑。
李卫东在特区投资的传感器企业已经运营类一段时间，但目前为止还只能生产低端的产品，距离中端产品还有些差距，距离高端更是摸不到边缘。
市场上对于传感器的需求，也是以中端为主，至于高端传感器，需求的数量虽然不算大，但利润却十分可观。
低端传感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不说，而且利润还薄。
李卫东付出了十几亿的投资，虽然对于整个传感器行业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但花了十几亿就为了做低端的传感器，李卫东肯定是不甘心的。
于是李卫东便联系了清华大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希望得到技术支持。
高校对于李卫东这种国内知名的企业家，自然是非常欢迎的，财神爷嘛，谁不喜欢。
于是李卫东很快就对接上了这位庄教授，庄教授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教授，算是国内传感器研究方面比较权威的人士。
然而结果却并没有让李卫东感到满意，国内在传感器方面的研究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李卫东所面临的很多技术难点，国内的科研团队就解决不了。
传感器被研发出来，最初是为了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生产节点上的参数进行控制，因此催生了传感器的发展。也因此工业传感器主要就是针对流量、物位、温度和压力这四大工业参数。
进入到日用领域以后，传感器的检测信息又进行了细分，主要保包括声敏、光敏、热敏、力敏、磁敏、气敏、湿敏、压敏、离子敏和射线敏等。
第一代传感器是结构型传感器，主要是利用结构参数变化来感受和转化信号，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难度，随便一个学应用物理的都能搞出一大堆。
第二代传感器是固体传感器，这当中就要用到半导体、电介质、磁性材料等固体原件。后来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还出现了集成化的传感器。
集成化传感器也是市场上需求最多的种类，中国只能生产中低端产品，八成的高端产品都需要依靠进口。
第三代传感器就是所谓的智能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具有自诊断功能、记忆功能、多参数测量功能、联网通信功能等。
智能传感器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成本也高，基本上不会用于家用领域，基本上都是一些高精尖的商用或者军工设备才会用到智能传感器。
中国的传感器起步比较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的，“六五”计划的时候，中科院开始研究硅材料的力敏传感器，当时只做出了10毫米乘10毫米的硅片。
到了“七五”计划时才解决了2英寸的硅片芯片，“九五”计划时才做到了4英寸芯片。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小规模量产MEMS芯片了。
所以在当时，中国的传感器的确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落后的程度恐怕不亚于芯片产业。也因此即便是到了清华大学这种中国最高端的学府，也无法解决李卫东所遇到的问题。
望着技术清单上的圈圈叉叉，李卫东心中估算了一番，就算是现在给庄教授大几千万的科研经费，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十分有限。
于是李卫东开口问道；“庄教授，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上面的叉号和问号，远比对号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很多技术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建议，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庄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技术研发嘛，总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很多时候，花钱花时间做了研发，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不是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嘛，叫‘造不如买’，既然我们自己做不出来，也就花钱买呗！如果可能的话，直接从国外购买成熟的技术，是最便捷，可能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我也考虑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是传感器方面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美国，就算我们想买，美国企业也不愿意把技术卖给咱们。更关键的是还有个《瓦森纳协定》。”
李卫东说着长叹一口气，接着道：“《瓦森纳协定》中将传感器定义为关键科技，并且单独的列为一项，有关传感器的内容更多达40多页，有《瓦森纳协定》在，我们中国的企业就很难拿到高端的传感器技术。”
……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搞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巴统”。这个组织在1952年单独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据说专门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机构。
中国也没少被巴统卡脖子，除了武器之外，像是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也是在禁运名单当中，累计共有上万种产品。当年中国靠着算盘去计算原子弹的参数，就是因为巴统禁止向中国出售计算机。
巴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而且苏联的各个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在内，也都尝试着倒向西方，巴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西方国家便搞了这个《瓦森纳协定》。
单就《瓦森纳协定》的条款而言，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列举被管制的国家，而且《瓦森纳协定》也有一个所谓的“各国自行处理”原则，就是成员国可参照共同的管制原则和清单自行决定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和方式，自行批准本国的出口许可。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各国自行处理”就是句废话，肯定还是美国说了算。所以即便是《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自行决定向中国出售某项技术，美国也会出来干涉。
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瓦森纳协定》可没少卡中国的脖子，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就好比芯片产业，就是受《瓦森纳协定》影响最严重的产业。
但这个《瓦森纳协定》也逼迫中国不得不进行自主创新，最终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等中国的技术成熟了，反而又抢走了西方的市场。
从这个角度而言，《瓦森纳协定》对于中国，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如果没有这个《瓦森纳协定》，或许在很多领域，中国仍然无法自力更生。
《瓦森纳协定》虽然是针对中国，但是也激发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从长远看，《瓦森纳协定》逼迫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算是帮助了中国。
然而有一个国家，却是《瓦森纳协定》纯受害国，那就是日本。
二十世纪的日本，在科技方面完全不逊色美国，甚至很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超过了美国。即便是经过了“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依旧可以靠着吃老本，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站在世界前沿，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年日本的科技有多强大。
然而科技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经济的，科技研究的成果，如果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话，那么科研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日本的科技虽然强大，但是日本的国内市场太小了，即便一亿多人口都是高收入群体，但依旧无法给科研带来足够多的经济收益。
这也注定了日本的科研成果，需要投放到其他市场，才能产生足够的获益，来维持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日本热衷于在全世界投资，他们在海外投资的同时，也将很多的技术带到了国外，利用国外庞大的市场和日本自身的科技优势，获取高额的利润。
民间有一个说法，说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海外还有一个日本。这里指的就是日本在海外的巨额获利。
但日本再富裕，也耐不住美国三天两头的割韭菜。八十年代的《广场协议》割了日本本土的韭菜，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割了日本在海外的韭菜。
这两茬韭菜割完，日本元气大伤，需要新的增长点，才能维持原来那种发展态势。而中国显然是当时最佳的投资地。
中国在那二十年的经济成长，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如果日本能够将他们领先世界的科技，投入到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必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然后反哺日本国内的科技发展。
而且日本的科技，如果是去美国或者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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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论坛当中，李卫东也算是给相关部门和很多企业家提了个醒，让他们别太相信什么全球供应链，至于他们是否愿意相信，会不会做出应对，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企业论坛结束后，李卫东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清华大学。
办公室内，庄教授拿着一份技术目录，在上面标记着。
片刻后，庄教授将技术目录还给了李卫东，同时开口说道：“李董事长，这些打对号的项目，是我们目前可以帮你解决的；这些打圆圈的，是可以通过研发，帮你们解决的；
这些打问号的，是通过研发以后，有可能帮你们解决的，这个不是百分百；只有打叉号的，我这边真的是无能为力，至少近几年是无法取得技术突破的。”
李卫东接过技术目录，望着上面一大片的叉号和问号，苦涩的笑了笑。
李卫东在特区投资的传感器企业已经运营类一段时间，但目前为止还只能生产低端的产品，距离中端产品还有些差距，距离高端更是摸不到边缘。
市场上对于传感器的需求，也是以中端为主，至于高端传感器，需求的数量虽然不算大，但利润却十分可观。
低端传感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不说，而且利润还薄。
李卫东付出了十几亿的投资，虽然对于整个传感器行业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但花了十几亿就为了做低端的传感器，李卫东肯定是不甘心的。
于是李卫东便联系了清华大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希望得到技术支持。
高校对于李卫东这种国内知名的企业家，自然是非常欢迎的，财神爷嘛，谁不喜欢。
于是李卫东很快就对接上了这位庄教授，庄教授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教授，算是国内传感器研究方面比较权威的人士。
然而结果却并没有让李卫东感到满意，国内在传感器方面的研究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李卫东所面临的很多技术难点，国内的科研团队就解决不了。
传感器被研发出来，最初是为了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生产节点上的参数进行控制，因此催生了传感器的发展。也因此工业传感器主要就是针对流量、物位、温度和压力这四大工业参数。
进入到日用领域以后，传感器的检测信息又进行了细分，主要保包括声敏、光敏、热敏、力敏、磁敏、气敏、湿敏、压敏、离子敏和射线敏等。
第一代传感器是结构型传感器，主要是利用结构参数变化来感受和转化信号，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难度，随便一个学应用物理的都能搞出一大堆。
第二代传感器是固体传感器，这当中就要用到半导体、电介质、磁性材料等固体原件。后来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还出现了集成化的传感器。
集成化传感器也是市场上需求最多的种类，中国只能生产中低端产品，八成的高端产品都需要依靠进口。
第三代传感器就是所谓的智能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具有自诊断功能、记忆功能、多参数测量功能、联网通信功能等。
智能传感器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成本也高，基本上不会用于家用领域，基本上都是一些高精尖的商用或者军工设备才会用到智能传感器。
中国的传感器起步比较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的，“六五”计划的时候，中科院开始研究硅材料的力敏传感器，当时只做出了10毫米乘10毫米的硅片。
到了“七五”计划时才解决了2英寸的硅片芯片，“九五”计划时才做到了4英寸芯片。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小规模量产MEMS芯片了。
所以在当时，中国的传感器的确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落后的程度恐怕不亚于芯片产业。也因此即便是到了清华大学这种中国最高端的学府，也无法解决李卫东所遇到的问题。
望着技术清单上的圈圈叉叉，李卫东心中估算了一番，就算是现在给庄教授大几千万的科研经费，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十分有限。
于是李卫东开口问道；“庄教授，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上面的叉号和问号，远比对号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很多技术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建议，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庄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技术研发嘛，总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很多时候，花钱花时间做了研发，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不是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嘛，叫‘造不如买’，既然我们自己做不出来，也就花钱买呗！如果可能的话，直接从国外购买成熟的技术，是最便捷，可能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我也考虑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是传感器方面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美国，就算我们想买，美国企业也不愿意把技术卖给咱们。更关键的是还有个《瓦森纳协定》。”
李卫东说着长叹一口气，接着道：“《瓦森纳协定》中将传感器定义为关键科技，并且单独的列为一项，有关传感器的内容更多达40多页，有《瓦森纳协定》在，我们中国的企业就很难拿到高端的传感器技术。”
……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搞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巴统”。这个组织在1952年单独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据说专门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机构。
中国也没少被巴统卡脖子，除了武器之外，像是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也是在禁运名单当中，累计共有上万种产品。当年中国靠着算盘去计算原子弹的参数，就是因为巴统禁止向中国出售计算机。
巴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而且苏联的各个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在内，也都尝试着倒向西方，巴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西方国家便搞了这个《瓦森纳协定》。
单就《瓦森纳协定》的条款而言，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列举被管制的国家，而且《瓦森纳协定》也有一个所谓的“各国自行处理”原则，就是成员国可参照共同的管制原则和清单自行决定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和方式，自行批准本国的出口许可。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各国自行处理”就是句废话，肯定还是美国说了算。所以即便是《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自行决定向中国出售某项技术，美国也会出来干涉。
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瓦森纳协定》可没少卡中国的脖子，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就好比芯片产业，就是受《瓦森纳协定》影响最严重的产业。
但这个《瓦森纳协定》也逼迫中国不得不进行自主创新，最终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等中国的技术成熟了，反而又抢走了西方的市场。
从这个角度而言，《瓦森纳协定》对于中国，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如果没有这个《瓦森纳协定》，或许在很多领域，中国仍然无法自力更生。
《瓦森纳协定》虽然是针对中国，但是也激发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从长远看，《瓦森纳协定》逼迫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算是帮助了中国。
然而有一个国家，却是《瓦森纳协定》纯受害国，那就是日本。
二十世纪的日本，在科技方面完全不逊色美国，甚至很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超过了美国。即便是经过了“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依旧可以靠着吃老本，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站在世界前沿，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年日本的科技有多强大。
然而科技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经济的，科技研究的成果，如果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话，那么科研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日本的科技虽然强大，但是日本的国内市场太小了，即便一亿多人口都是高收入群体，但依旧无法给科研带来足够多的经济收益。
这也注定了日本的科研成果，需要投放到其他市场，才能产生足够的获益，来维持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日本热衷于在全世界投资，他们在海外投资的同时，也将很多的技术带到了国外，利用国外庞大的市场和日本自身的科技优势，获取高额的利润。
民间有一个说法，说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海外还有一个日本。这里指的就是日本在海外的巨额获利。
但日本再富裕，也耐不住美国三天两头的割韭菜。八十年代的《广场协议》割了日本本土的韭菜，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割了日本在海外的韭菜。
这两茬韭菜割完，日本元气大伤，需要新的增长点，才能维持原来那种发展态势。而中国显然是当时最佳的投资地。
中国在那二十年的经济成长，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如果日本能够将他们领先世界的科技，投入到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必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然后反哺日本国内的科技发展。
而且日本的科技，如果是去美国或者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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