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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个单章，谈谈晚唐、五代军事制度以及风气变迁的问题。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后唐应顺元年（934）3月，闵帝遣军攻打凤翔府的潞王李从珂。
李从珂登城痛哭，因为他跟随李嗣源常年征战，战功赫赫，威望较高。军士们见他痛哭，纷纷感泣。而闵帝李从厚虽然是天子，与大家在制度、道义上有君臣之分，但他才二十岁，光没有威望这一点，就注定要完蛋。
于是发生了战场叛乱，部分围城军士倒戈，支持潞王，并突然下手，击败了懵逼中的其他部队。
凤翔虽然解围了，但李从珂也很清楚，要想获得军士们的支持，除了他的赫赫战功带来的威望之外，还需要钱。不然的话，即便将领支持你，普通士兵也不支持。
于是“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李从珂基本把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搜刮出来了，同时许诺至洛阳后，给愿意跟着他造反的士兵，人赏一百缗钱。
闵帝听闻，“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
李从珂赏一百缗，闵帝赏二百缗！
听起来似乎反了，李从珂是造反的人，处于劣势，应该赏得更多。闵帝是皇帝，应该用更小的代价来驱使军士。
但事实就是如此。李从珂在凤翔城头解下衣甲，指着身上的伤疤，遍数自己的战功。
这是威望，这是人心，有时候是可以当钱用的。
反观皇帝李从厚，在武夫们眼里，他算什么东西？打过仗吗？有战功吗？连这些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身为皇帝的李从厚其实是处于劣势的，所以要赏赐更多。
而开出这么高的赏格了，洛阳军士们是什么反应？
“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看到没有，禁军将士根本看不起二十岁的皇帝李从厚，被派出去平叛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要投潞王了，再收一遍钱。
威望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像李从厚当了皇帝，如果李从珂、石敬瑭等人不反，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也相当危险。
李从珂一反，事情就急转直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弱者不配当皇帝，什么制度都不好使。
继续讲故事。
李从珂进洛阳前，“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
李从珂事先许诺一名士兵100缗钱的赏赐，到洛阳后，问王玫有多少钱，答有数百万缗，差不多够了。但事实上，因为闵帝着急忙慌之下滥赏，钱已经没了，只剩两三万，怎么办？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
需要赏“数百万”，但只有“二十万”，没办法，只能继续收钱，比如以京城所有人的房屋估值，预收数月租金等等，同时修改赏赐标准。
“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
许诺的赏赐没能兑现，军士们什么反应？
“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士兵们后悔了，是不是可以作乱呢？
再看另一件事：“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拥立李从珂的军士回洛阳后，得意洋洋，面有骄色。
老百姓聚集起来，痛骂他们，说你们为拥立新主力战，得赏是应该的，但弄得我们被拷打，出钱为赏，你们还这么洋洋自得，好意思吗？
因为禁军士卒家属也在洛阳，痛骂他们的人里，多半有亲戚朋友。于是士兵们也认了，不敢再闹事，只发几句牢骚，说自己后悔了。
但真没有后果吗？当然是有的。
首先，禁军士气低落，不肯力战了，因为皇帝赖账。
其次，支持李从珂的地方将领、军队也没得到赏赐，人人都有怨气。
第三，朝堂人心涣散，文官也士气低落。
第二年，石敬瑭造反，引契丹为援，恶果就显现了。
简单来说，后唐潞王、闵帝的这场皇位之争，把五代军士风气拉到了一个新的下限。
在此之前，没这么离谱。
在此之后，人一旦突破了下限，开了这個头，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五代的风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点一点堕落败坏下去的。
那么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没有主动解决。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造反之事依然屡见不鲜。
直到后周世宗郭荣年间，清理北方户口，发现只有1200万人了，民生凋敝，百业俱废，人心思定。经历了血的代价，才慢慢消失的。
而在唐末、梁初北方是多少人呢？
以河北为例。
（一）成德镇。
后梁乾化元年（911），成德节度使王镕遣子德明带37都士兵，从李存勖征讨，这就是3.7万人。而成德镇的总兵力，当不下五万。以中晚唐的兵民比例，成德镇有125万以上的人口，考虑到成德镇有大量的骑兵，实际上可能在140-150万之间。
而天宝年间，成德所辖四州大约有180-190万人口。
安史之乱后，河北确实有战争，但次数少，打的时间也短，整体破坏不大，人口恢复迅速。且黄巢、秦宗权也没波及河北，这个人口是靠谱的。
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
成德镇在黄巢之乱后，人口所受损失主要是遭到李克用、朱温侵掠，还未伤筋动骨。
（二）幽州镇。
德宗时，卢龙节度使朱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
宪宗时，刘济讨王承宗，“军七万”。
僖宗时，李可举围易州，出动的兵力是六万，李匡威打李克用，出动十万步骑。
昭宗时，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
这些记载里，没有说军队的成色，一般研究而言，因为要抵御契丹、奚人，幽州的正规军当在七八万人之间——朝廷规定的军额是五万五千。
以当时的兵民比例而言，幽州人口至少也有170-180万。而天宝年间户籍人口只有146万余，除了多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外，还有就是本书提到的大量部落黑户了。
再一个佐证。《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
可以明确地说，幽州镇在黄巢之乱前后，其户口已经超过天宝极盛时期。接下来因为参与高强度的藩镇战争，加上契丹崛起，人口有所损失，但在后梁初年，幽州的人口比起天宝时期，少不到哪去。
从成德、幽州二镇的情况来看，河北人口在黄巢之乱前后，即便没有鼎盛时的1100万，也差不到哪去。黄巢之乱后、后梁建立前，人口有所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
到了朱温晚年，河北多次成为主战场，人口损失速度加快。
后晋年间，契丹入河北，大肆烧杀掳掠，这是损失急剧放大的阶段。
河北只是一个缩影。
关中、河南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尤其是五代朝代更替，河南遭灾最重，以至于到了后周郭荣时期，整个北方除河东、幽州，竟然只有1200万人。
到了这份上，再头铁的武夫也没话说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巨大，妻离子散，家徒四壁，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再加上五代朝廷不断削藩，为此献祭了好多个皇帝。到郭荣去世前后，成果斐然。于是人心思定，没人想折腾了。
人心思定，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价值观，就是社会风气。
再回到之前的故事。
作为镜像对比，赵匡胤其实也赖过账。灭南唐，最终发放的赏赐与战前许诺的赏赐不符，缩水严重。
但武夫们没作乱，认了。有没有发现心气方面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赵二在幽州城下，好好领教了一把阵前讨赏。因为他也赖过账，赵大、赵二兄弟就没一个讲话算数的，全他妈忽悠人，于是临阵邀赏，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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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个单章，谈谈晚唐、五代军事制度以及风气变迁的问题。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后唐应顺元年（934）3月，闵帝遣军攻打凤翔府的潞王李从珂。
李从珂登城痛哭，因为他跟随李嗣源常年征战，战功赫赫，威望较高。军士们见他痛哭，纷纷感泣。而闵帝李从厚虽然是天子，与大家在制度、道义上有君臣之分，但他才二十岁，光没有威望这一点，就注定要完蛋。
于是发生了战场叛乱，部分围城军士倒戈，支持潞王，并突然下手，击败了懵逼中的其他部队。
凤翔虽然解围了，但李从珂也很清楚，要想获得军士们的支持，除了他的赫赫战功带来的威望之外，还需要钱。不然的话，即便将领支持你，普通士兵也不支持。
于是“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李从珂基本把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搜刮出来了，同时许诺至洛阳后，给愿意跟着他造反的士兵，人赏一百缗钱。
闵帝听闻，“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
李从珂赏一百缗，闵帝赏二百缗！
听起来似乎反了，李从珂是造反的人，处于劣势，应该赏得更多。闵帝是皇帝，应该用更小的代价来驱使军士。
但事实就是如此。李从珂在凤翔城头解下衣甲，指着身上的伤疤，遍数自己的战功。
这是威望，这是人心，有时候是可以当钱用的。
反观皇帝李从厚，在武夫们眼里，他算什么东西？打过仗吗？有战功吗？连这些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身为皇帝的李从厚其实是处于劣势的，所以要赏赐更多。
而开出这么高的赏格了，洛阳军士们是什么反应？
“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看到没有，禁军将士根本看不起二十岁的皇帝李从厚，被派出去平叛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要投潞王了，再收一遍钱。
威望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像李从厚当了皇帝，如果李从珂、石敬瑭等人不反，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也相当危险。
李从珂一反，事情就急转直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弱者不配当皇帝，什么制度都不好使。
继续讲故事。
李从珂进洛阳前，“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
李从珂事先许诺一名士兵100缗钱的赏赐，到洛阳后，问王玫有多少钱，答有数百万缗，差不多够了。但事实上，因为闵帝着急忙慌之下滥赏，钱已经没了，只剩两三万，怎么办？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
需要赏“数百万”，但只有“二十万”，没办法，只能继续收钱，比如以京城所有人的房屋估值，预收数月租金等等，同时修改赏赐标准。
“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
许诺的赏赐没能兑现，军士们什么反应？
“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士兵们后悔了，是不是可以作乱呢？
再看另一件事：“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拥立李从珂的军士回洛阳后，得意洋洋，面有骄色。
老百姓聚集起来，痛骂他们，说你们为拥立新主力战，得赏是应该的，但弄得我们被拷打，出钱为赏，你们还这么洋洋自得，好意思吗？
因为禁军士卒家属也在洛阳，痛骂他们的人里，多半有亲戚朋友。于是士兵们也认了，不敢再闹事，只发几句牢骚，说自己后悔了。
但真没有后果吗？当然是有的。
首先，禁军士气低落，不肯力战了，因为皇帝赖账。
其次，支持李从珂的地方将领、军队也没得到赏赐，人人都有怨气。
第三，朝堂人心涣散，文官也士气低落。
第二年，石敬瑭造反，引契丹为援，恶果就显现了。
简单来说，后唐潞王、闵帝的这场皇位之争，把五代军士风气拉到了一个新的下限。
在此之前，没这么离谱。
在此之后，人一旦突破了下限，开了这個头，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五代的风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点一点堕落败坏下去的。
那么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没有主动解决。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造反之事依然屡见不鲜。
直到后周世宗郭荣年间，清理北方户口，发现只有1200万人了，民生凋敝，百业俱废，人心思定。经历了血的代价，才慢慢消失的。
而在唐末、梁初北方是多少人呢？
以河北为例。
（一）成德镇。
后梁乾化元年（911），成德节度使王镕遣子德明带37都士兵，从李存勖征讨，这就是3.7万人。而成德镇的总兵力，当不下五万。以中晚唐的兵民比例，成德镇有125万以上的人口，考虑到成德镇有大量的骑兵，实际上可能在140-150万之间。
而天宝年间，成德所辖四州大约有180-190万人口。
安史之乱后，河北确实有战争，但次数少，打的时间也短，整体破坏不大，人口恢复迅速。且黄巢、秦宗权也没波及河北，这个人口是靠谱的。
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
成德镇在黄巢之乱后，人口所受损失主要是遭到李克用、朱温侵掠，还未伤筋动骨。
（二）幽州镇。
德宗时，卢龙节度使朱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
宪宗时，刘济讨王承宗，“军七万”。
僖宗时，李可举围易州，出动的兵力是六万，李匡威打李克用，出动十万步骑。
昭宗时，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
这些记载里，没有说军队的成色，一般研究而言，因为要抵御契丹、奚人，幽州的正规军当在七八万人之间——朝廷规定的军额是五万五千。
以当时的兵民比例而言，幽州人口至少也有170-180万。而天宝年间户籍人口只有146万余，除了多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外，还有就是本书提到的大量部落黑户了。
再一个佐证。《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
可以明确地说，幽州镇在黄巢之乱前后，其户口已经超过天宝极盛时期。接下来因为参与高强度的藩镇战争，加上契丹崛起，人口有所损失，但在后梁初年，幽州的人口比起天宝时期，少不到哪去。
从成德、幽州二镇的情况来看，河北人口在黄巢之乱前后，即便没有鼎盛时的1100万，也差不到哪去。黄巢之乱后、后梁建立前，人口有所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
到了朱温晚年，河北多次成为主战场，人口损失速度加快。
后晋年间，契丹入河北，大肆烧杀掳掠，这是损失急剧放大的阶段。
河北只是一个缩影。
关中、河南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尤其是五代朝代更替，河南遭灾最重，以至于到了后周郭荣时期，整个北方除河东、幽州，竟然只有1200万人。
到了这份上，再头铁的武夫也没话说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巨大，妻离子散，家徒四壁，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再加上五代朝廷不断削藩，为此献祭了好多个皇帝。到郭荣去世前后，成果斐然。于是人心思定，没人想折腾了。
人心思定，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价值观，就是社会风气。
再回到之前的故事。
作为镜像对比，赵匡胤其实也赖过账。灭南唐，最终发放的赏赐与战前许诺的赏赐不符，缩水严重。
但武夫们没作乱，认了。有没有发现心气方面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赵二在幽州城下，好好领教了一把阵前讨赏。因为他也赖过账，赵大、赵二兄弟就没一个讲话算数的，全他妈忽悠人，于是临阵邀赏，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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