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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愍帝后不久（公元318年），汉主刘聪身患重疾，由于整日在内宫厮混，这位皇帝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刘聪自知大限将近，开始准备托孤之事，他下诏领兵在外的石勒、刘曜等人火速回师平阳，一来防止弄臣作乱；二来辅佐准皇帝刘桀。这两人深知宫廷险恶，死活不答应（他们长年领兵在外，懒得趟这滩浑水）。
刘聪接到两员大将的回信，急火攻心之下，死了。
太子刘桀接过了汉国的大旗，是为汉隐帝。
此时的大汉帝国内部非常不稳，刘聪一死，刘曜和石勒这两支主要军事力量彻底不受节制了。只是出于刘聪的知遇之恩，他们才没有为难恩人的儿子。上文提到过，西晋和汉国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皇帝驾崩后的政局。
政权交接过程还算平稳（刘乂等人全死光了，刘桀成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这令靳准这类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深感失望。靳准的职务是大司空，兼任司隶校尉，可此人还觉得不够，他要铲除刘氏一族自立。
靳准向刘桀上书：臣听闻，各辅政王侯欲行伊霍之事，望陛下早作准备为好！”刘桀很清楚靳准的那点花花肠子，便没有听从。靳准见没有效果，便令女儿靳月华吹“耳边风”。靳月华本是刘聪的皇后，刘聪死时，此女年仅十九岁，正值大好年华。寂寞难耐之下，与刘桀有了奸情，虽然身为太后，实际上与刘桀的妃子没什么本质区别。
枕边风历来都是最有威力的，比神马飓风龙卷风要猛烈得多——后者只是造成有限的财产损失，而前者却足以吹动整个帝国的根基，尚未远去的西晋就是被这阵风吹跨的。
枕边风天天吹，效果渐渐显现出来，刘桀开始怀疑诸王，猜忌的种子在刘桀心中迅速发芽，很快占据了他整个内心，刘聪终于向兄弟们举起了屠刀。
刘景、刘骥等人空有虚衔，只得引颈受戮，一同被杀的还有刘逞等六王，辅政大臣转眼间只剩靳准一人。诸王一死，靳准马上把目标指向了刘桀，他率军围攻光极殿，杀了刘桀。刘聪在这间大殿里杀人无数，甚至怀、愍二帝都惨遭毒手，报应终于降临到他儿子身上。这也印证了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靳准一不做二不休，把刘氏子孙杀了个干干净净，大臣凡有不从者，一律杀之，胡嵩、王延等一干正直大臣以身殉国，刘曜的母亲和兄长也没能幸免。刘氏两代积累下的家业除了地盘，连根毛都没剩下，刘聪本人亦被开馆戮尸。靳家累至高位，弟弟靳康官至大将军，两个女儿还是刘聪的皇后，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对汉国有这么大仇恨——或许只能用心理变态来解释了。
荥阳太守李矩惊闻汉庭内乱，他一面讨好靳准，一面上书司马睿，请求趁机迎回先帝灵柩，以还太庙。得到批准后，李矩写了两封信，里面详细介绍了靳准的谋逆过程，然后命人星夜兼程，一封发往长安；另一封发往襄城。
刘曜与石勒几乎同时发兵，各领十万大军，从两个方向逼近平阳，不妨把刘曜军称为西方面军，石勒军为东方面军。西方面军抵达赤壁后，刘曜登上帝位（刘曜是刘渊的养子，和司马睿一样，只剩他和王室沾点亲），由于东方面军距平阳较近，石勒此时已抵达平阳。
东方面军是汉军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靳准自然不是对手，便向石勒求和，并许以高官厚禄。先帝刘渊有恩于他，石勒虽然不识字，基本的道德常识还是有的：这个人杀了恩人全家，必须要偿命！
靳准非常着急，和不能和，打又打不过；况且刘曜很快就到，自己杀了人家老妈和哥哥，这笔血债，刘曜肯定要连本带利讨回去的。怎么办？怎么办？
正当靳准在热锅上转圈圈时，靳康告诉他：“不用想了。”言罢杀了靳准——死人是不会思考的。靳康率领剩下的士兵，向西投靠刘曜。刘曜没有因此而宽恕他，靳氏一族惨遭屠戮，靳准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刘曜有心纳她为妾，却被后者拒绝了：“靳氏的族人都死于陛下之手，为什么还要留下贱妾一人？”刘曜感其贞烈，遂长叹道：“带上你弟弟走吧！以后永远不要回到汉国！”
石勒进入平阳，例行劫掠一番后，他收敛了两位汉主的骸骨，之后离开平阳。李曜距平阳已经不远，他没必要和刘曜碰面，那可是二十万大军！即便再小的火花，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不打个招呼似乎也说不过去，石勒于是派左长史王修和副将刘茂去刘曜军中呈报战果。
王修家有一个门客，名叫曹平乐，这人一直在石勒手下任职，但一直得不到重用，心里十分记恨石勒。当一行人来到刘曜军中时，他偷偷地告诉刘曜：“石勒派人来，表面上一副忠诚的样子，其实是想窥探陛下的虚实，使者回去那日，就是石勒发兵之时！”
汉军从长安长途跋涉到平阳，早已疲惫不堪，实在没有能力对石勒发动攻势。于是乎，刘曜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杀了王修，刘茂跑得快，逃出了刘曜的魔爪，他第一时间赶到襄城报丧。
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更何况石勒目前还臣服于大汉帝国。王修的死讯传到襄城，石勒大怒，汉国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狡兔未死，走狗先烹。石勒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拥兵自立在所难免。
公元319年，石勒于襄国自立，国号大赵，史称后赵。这个后赵和汉国并不是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与东西两晋，后来的南北两宋有着很大区别。因为汉国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但实力尚存，汉军主力由新任皇帝刘曜统帅。
刘曜稳定住局势后，大军从平阳撤回长安，刘曜回到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顺便把国号也改了，新国号为大赵，这样一来，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两个赵国。有一点需要强调，石勒虽然建立了赵国，却只是称王，所以刘曜的赵国应为正牌货，为表区分，历史上把长安赵国连同之前的汉国合称前赵；石勒赵国为后赵。不难区分吧？以后还会有南北西前后五凉国出现，先在这里打一支预防针吧！
石勒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奴隶兼文盲皇帝，仅此一家，仿冒必究。刘邦地位再低好歹也是一介亭长；黄巢是一个落第书生；后世的开国帝王中，唯有大清**哈赤稍可以一比，但**哈赤老爸塔克世曾任建州左卫一职，底子厚，虽说以十八副遗甲起兵，私下拥护的族人却不计其数。
石勒则没有任何背景，从奴隶的奴隶成为今天的赵王，完全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公元325年），采取了一系列修生养息政策，比如劝课农桑，求贤纳谏等等，其中有一项政策颇引人注目：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学堂，学生们学够一定的时间后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汉族的经义典籍（朱熹老先生还没出生，没有“四书五经”的说法），成绩优秀者会得到丰厚的奖励：粮食和布帛。而且还会获得入朝做官的资格。到赵国中期，这个制度几乎发展成国家选拔官吏的标准制度。
这条制度传到隋朝，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在次基础上发展到“十科”考试，而不再简单地考察课本知识，后来，这套制度经过武则天、朱元璋等人的加工完善，逐渐形成中国古代特色的“科举”制度。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史学家们习惯把隋朝作为科举制度的起源，对这一点，笔者存疑。石勒的选官制度虽然和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度有着很大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考试”一直为后世沿用，为科举制度所承接。它使社会底层的学子们有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变命运。
当我们看到那些美丽的蝴蝶时，不应该忘记在树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
再往后就明朗了：科举制度发展到新中国，“高考”制度呼之欲出。石勒与高考的关系就好比甲→乙→丙，则甲→丙。当我们讨论高考制度的弊端时，石勒是不是应该为“黑色七月”承担那么一点点责任？（笑笑，赵王，hole住！）
杀害愍帝后不久（公元318年），汉主刘聪身患重疾，由于整日在内宫厮混，这位皇帝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刘聪自知大限将近，开始准备托孤之事，他下诏领兵在外的石勒、刘曜等人火速回师平阳，一来防止弄臣作乱；二来辅佐准皇帝刘桀。这两人深知宫廷险恶，死活不答应（他们长年领兵在外，懒得趟这滩浑水）。
刘聪接到两员大将的回信，急火攻心之下，死了。
太子刘桀接过了汉国的大旗，是为汉隐帝。
此时的大汉帝国内部非常不稳，刘聪一死，刘曜和石勒这两支主要军事力量彻底不受节制了。只是出于刘聪的知遇之恩，他们才没有为难恩人的儿子。上文提到过，西晋和汉国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皇帝驾崩后的政局。
政权交接过程还算平稳（刘乂等人全死光了，刘桀成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这令靳准这类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深感失望。靳准的职务是大司空，兼任司隶校尉，可此人还觉得不够，他要铲除刘氏一族自立。
靳准向刘桀上书：臣听闻，各辅政王侯欲行伊霍之事，望陛下早作准备为好！”刘桀很清楚靳准的那点花花肠子，便没有听从。靳准见没有效果，便令女儿靳月华吹“耳边风”。靳月华本是刘聪的皇后，刘聪死时，此女年仅十九岁，正值大好年华。寂寞难耐之下，与刘桀有了奸情，虽然身为太后，实际上与刘桀的妃子没什么本质区别。
枕边风历来都是最有威力的，比神马飓风龙卷风要猛烈得多——后者只是造成有限的财产损失，而前者却足以吹动整个帝国的根基，尚未远去的西晋就是被这阵风吹跨的。
枕边风天天吹，效果渐渐显现出来，刘桀开始怀疑诸王，猜忌的种子在刘桀心中迅速发芽，很快占据了他整个内心，刘聪终于向兄弟们举起了屠刀。
刘景、刘骥等人空有虚衔，只得引颈受戮，一同被杀的还有刘逞等六王，辅政大臣转眼间只剩靳准一人。诸王一死，靳准马上把目标指向了刘桀，他率军围攻光极殿，杀了刘桀。刘聪在这间大殿里杀人无数，甚至怀、愍二帝都惨遭毒手，报应终于降临到他儿子身上。这也印证了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靳准一不做二不休，把刘氏子孙杀了个干干净净，大臣凡有不从者，一律杀之，胡嵩、王延等一干正直大臣以身殉国，刘曜的母亲和兄长也没能幸免。刘氏两代积累下的家业除了地盘，连根毛都没剩下，刘聪本人亦被开馆戮尸。靳家累至高位，弟弟靳康官至大将军，两个女儿还是刘聪的皇后，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对汉国有这么大仇恨——或许只能用心理变态来解释了。
荥阳太守李矩惊闻汉庭内乱，他一面讨好靳准，一面上书司马睿，请求趁机迎回先帝灵柩，以还太庙。得到批准后，李矩写了两封信，里面详细介绍了靳准的谋逆过程，然后命人星夜兼程，一封发往长安；另一封发往襄城。
刘曜与石勒几乎同时发兵，各领十万大军，从两个方向逼近平阳，不妨把刘曜军称为西方面军，石勒军为东方面军。西方面军抵达赤壁后，刘曜登上帝位（刘曜是刘渊的养子，和司马睿一样，只剩他和王室沾点亲），由于东方面军距平阳较近，石勒此时已抵达平阳。
东方面军是汉军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靳准自然不是对手，便向石勒求和，并许以高官厚禄。先帝刘渊有恩于他，石勒虽然不识字，基本的道德常识还是有的：这个人杀了恩人全家，必须要偿命！
靳准非常着急，和不能和，打又打不过；况且刘曜很快就到，自己杀了人家老妈和哥哥，这笔血债，刘曜肯定要连本带利讨回去的。怎么办？怎么办？
正当靳准在热锅上转圈圈时，靳康告诉他：“不用想了。”言罢杀了靳准——死人是不会思考的。靳康率领剩下的士兵，向西投靠刘曜。刘曜没有因此而宽恕他，靳氏一族惨遭屠戮，靳准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刘曜有心纳她为妾，却被后者拒绝了：“靳氏的族人都死于陛下之手，为什么还要留下贱妾一人？”刘曜感其贞烈，遂长叹道：“带上你弟弟走吧！以后永远不要回到汉国！”
石勒进入平阳，例行劫掠一番后，他收敛了两位汉主的骸骨，之后离开平阳。李曜距平阳已经不远，他没必要和刘曜碰面，那可是二十万大军！即便再小的火花，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不打个招呼似乎也说不过去，石勒于是派左长史王修和副将刘茂去刘曜军中呈报战果。
王修家有一个门客，名叫曹平乐，这人一直在石勒手下任职，但一直得不到重用，心里十分记恨石勒。当一行人来到刘曜军中时，他偷偷地告诉刘曜：“石勒派人来，表面上一副忠诚的样子，其实是想窥探陛下的虚实，使者回去那日，就是石勒发兵之时！”
汉军从长安长途跋涉到平阳，早已疲惫不堪，实在没有能力对石勒发动攻势。于是乎，刘曜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杀了王修，刘茂跑得快，逃出了刘曜的魔爪，他第一时间赶到襄城报丧。
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更何况石勒目前还臣服于大汉帝国。王修的死讯传到襄城，石勒大怒，汉国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狡兔未死，走狗先烹。石勒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拥兵自立在所难免。
公元319年，石勒于襄国自立，国号大赵，史称后赵。这个后赵和汉国并不是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与东西两晋，后来的南北两宋有着很大区别。因为汉国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但实力尚存，汉军主力由新任皇帝刘曜统帅。
刘曜稳定住局势后，大军从平阳撤回长安，刘曜回到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顺便把国号也改了，新国号为大赵，这样一来，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两个赵国。有一点需要强调，石勒虽然建立了赵国，却只是称王，所以刘曜的赵国应为正牌货，为表区分，历史上把长安赵国连同之前的汉国合称前赵；石勒赵国为后赵。不难区分吧？以后还会有南北西前后五凉国出现，先在这里打一支预防针吧！
石勒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奴隶兼文盲皇帝，仅此一家，仿冒必究。刘邦地位再低好歹也是一介亭长；黄巢是一个落第书生；后世的开国帝王中，唯有大清**哈赤稍可以一比，但**哈赤老爸塔克世曾任建州左卫一职，底子厚，虽说以十八副遗甲起兵，私下拥护的族人却不计其数。
石勒则没有任何背景，从奴隶的奴隶成为今天的赵王，完全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公元325年），采取了一系列修生养息政策，比如劝课农桑，求贤纳谏等等，其中有一项政策颇引人注目：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学堂，学生们学够一定的时间后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汉族的经义典籍（朱熹老先生还没出生，没有“四书五经”的说法），成绩优秀者会得到丰厚的奖励：粮食和布帛。而且还会获得入朝做官的资格。到赵国中期，这个制度几乎发展成国家选拔官吏的标准制度。
这条制度传到隋朝，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在次基础上发展到“十科”考试，而不再简单地考察课本知识，后来，这套制度经过武则天、朱元璋等人的加工完善，逐渐形成中国古代特色的“科举”制度。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史学家们习惯把隋朝作为科举制度的起源，对这一点，笔者存疑。石勒的选官制度虽然和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度有着很大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考试”一直为后世沿用，为科举制度所承接。它使社会底层的学子们有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变命运。
当我们看到那些美丽的蝴蝶时，不应该忘记在树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
再往后就明朗了：科举制度发展到新中国，“高考”制度呼之欲出。石勒与高考的关系就好比甲→乙→丙，则甲→丙。当我们讨论高考制度的弊端时，石勒是不是应该为“黑色七月”承担那么一点点责任？（笑笑，赵王，hole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