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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后，钟山和全子、柱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整天摽在一块儿，上学互相喊着一起走，放学就在胡同里玩撞拐子、打洋铁盒、推铁圈这些属于男孩子的游戏。
全子13岁那年秋天，他妈去世了，得的是肺癌，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活了不到三个月就撒手人世。
这个时候，全子爸已经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恢复了外科医生的工作，每周要有三天值夜班，家里，就只有16岁的哥哥吴尚满、13岁的吴尚全和12岁的弟弟吴艳红。全子爸妈极想要一个女孩子，生了三个都是小子，索性给老三取了个女孩儿名，就当女孩儿养着，五六岁的时候还扎小辫子穿花衣裳，上学后才把头发剪短了，“假丫头”的外号却剪不掉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全子哥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一片居民区里，除了钟山，哥仨吃的穿的用的没人能比。母亲过世后，兄弟三个像断了藤的三个苦命的瓜，从幸福的巅峰跌到了苦难的谷底。
全子爸吴友文是市立医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全子妈的手术就是他亲手做的。全子妈死后，钟山和全子偷听过柱子妈等几个女街坊私底下议论：“下辈子千万不要找大夫做男人，那心歹毒着呢，杀人不见血。就说那姓吴的，‘一把刀’是浪得虚名么？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活？听说他在医院早有了相好的，俩人儿都睡一块儿好几年了，那女人是个护士，脸凶凶的，扎针贼疼，长得人高马大的，像个大洋马，偏偏她还姓马。”又说，“吴大夫他爹当年就是祖传的老中医，一服药就要了原配夫人的命，又娶了个妓院里的窑姐儿，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啊！”
钟山听着后背凉嗖嗖的，那段时间他刚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怎么看胖胖的吴大夫都像电影里的胡汉山，越想越害怕，在巷口看见吴大夫都远远地绕开走，更不敢上前说话，觉得他的手术刀会随时要了他的小命。
后来，钟山不必害怕了，不到半年工夫，吴大夫就再婚了，娶的正是医院里的马护士。马护士是个32岁的大姑娘，白白胖胖高高的。她说不介意吴大夫成份高年纪大，就是不愿意和他三个儿子一起生活，她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孩子，过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结婚后，吴大夫就搬出去和马护士一起住了。这边，全子哥仨拿着父亲每月支付的30元生活费，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日子，买粮、买煤、洗衣、做饭，都得自己做，30元钱算计着花，有时到月底还要挨饿。
每次看见全子来了，钟山妈总不忘问一句“饿不饿”，如果听不到回答，就踩着凳子摘下高挂在天棚上的柳条筐，拿一个包着红糖的大白馒头塞进全子的手中。
冬天到了，钟山妈让钟山问一问全子哥仨的棉衣可做上了。三个没娘的孩子，哪里能做上棉衣呢？于是她就颠颠儿地跑去把穿得跟铁匠铺打铁师傅工作服似的棉衣棉裤抱回自己家，拆洗了，袖子衣襟裤脚短的又给接上，一针一线地做好，拍打得暄腾腾的，再用包袱皮包了送回去。直到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再不用穿这种臃肿的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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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后，钟山和全子、柱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整天摽在一块儿，上学互相喊着一起走，放学就在胡同里玩撞拐子、打洋铁盒、推铁圈这些属于男孩子的游戏。
全子13岁那年秋天，他妈去世了，得的是肺癌，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活了不到三个月就撒手人世。
这个时候，全子爸已经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恢复了外科医生的工作，每周要有三天值夜班，家里，就只有16岁的哥哥吴尚满、13岁的吴尚全和12岁的弟弟吴艳红。全子爸妈极想要一个女孩子，生了三个都是小子，索性给老三取了个女孩儿名，就当女孩儿养着，五六岁的时候还扎小辫子穿花衣裳，上学后才把头发剪短了，“假丫头”的外号却剪不掉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全子哥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一片居民区里，除了钟山，哥仨吃的穿的用的没人能比。母亲过世后，兄弟三个像断了藤的三个苦命的瓜，从幸福的巅峰跌到了苦难的谷底。
全子爸吴友文是市立医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全子妈的手术就是他亲手做的。全子妈死后，钟山和全子偷听过柱子妈等几个女街坊私底下议论：“下辈子千万不要找大夫做男人，那心歹毒着呢，杀人不见血。就说那姓吴的，‘一把刀’是浪得虚名么？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活？听说他在医院早有了相好的，俩人儿都睡一块儿好几年了，那女人是个护士，脸凶凶的，扎针贼疼，长得人高马大的，像个大洋马，偏偏她还姓马。”又说，“吴大夫他爹当年就是祖传的老中医，一服药就要了原配夫人的命，又娶了个妓院里的窑姐儿，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啊！”
钟山听着后背凉嗖嗖的，那段时间他刚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怎么看胖胖的吴大夫都像电影里的胡汉山，越想越害怕，在巷口看见吴大夫都远远地绕开走，更不敢上前说话，觉得他的手术刀会随时要了他的小命。
后来，钟山不必害怕了，不到半年工夫，吴大夫就再婚了，娶的正是医院里的马护士。马护士是个32岁的大姑娘，白白胖胖高高的。她说不介意吴大夫成份高年纪大，就是不愿意和他三个儿子一起生活，她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孩子，过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结婚后，吴大夫就搬出去和马护士一起住了。这边，全子哥仨拿着父亲每月支付的30元生活费，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日子，买粮、买煤、洗衣、做饭，都得自己做，30元钱算计着花，有时到月底还要挨饿。
每次看见全子来了，钟山妈总不忘问一句“饿不饿”，如果听不到回答，就踩着凳子摘下高挂在天棚上的柳条筐，拿一个包着红糖的大白馒头塞进全子的手中。
冬天到了，钟山妈让钟山问一问全子哥仨的棉衣可做上了。三个没娘的孩子，哪里能做上棉衣呢？于是她就颠颠儿地跑去把穿得跟铁匠铺打铁师傅工作服似的棉衣棉裤抱回自己家，拆洗了，袖子衣襟裤脚短的又给接上，一针一线地做好，拍打得暄腾腾的，再用包袱皮包了送回去。直到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再不用穿这种臃肿的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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